笔者认为，要学好这部书，“学用结合”是关键；所以读史、写史，二者必须同时进行。先说读史：《史记》一书，除了少数几篇专门知识太多的文章，绝大部分本纪、世家、列传，学生完全可以通过查找工具书和参考资料看懂字面意思。象笔者所教的班级，一般是50个学生，只要每人“承包”两到三篇文章，一部《史记》就承包完了，谁承包到哪几篇文章，就严格要求谁想尽办法把这几篇文章详细注释、翻译出来，并用楷书黑字抄一行、空一行的誊好，写上姓名，贴到教室里，然后 发动其它学生，进行复查、核对。这样一来，每一篇文章都是几十位同学进行复查、核对，如有差错，就极容易发现。《史记》130篇文章，绝大部分文字是重复使用的，所以，同学们分头查找工具书时，这些重复使用的生字、生词，往往是你也查了、我也查了、他也查了。所以互相复查、核对的工作，只要各自拿出自己的笔记本，就可以进行。剩下少量不相重复的生字、生词，再借助一下工具书，工作量就不会太大了。作老师的，也要注释、翻译几篇文章，一方面给学生做示范，另一方面，也要接受学生的审查、核对。不论是谁，只要他发现了别人的差错，他就要用红笔注明在原稿的空行中，并写上自己的姓名。如果哪位学生指出了老师的差错，这位学生在这一点上就是老师的老师，老师一定要虚心接受，衷心感激。老师带了这个头，学生们的注释、复查工作，就会格外认真、格外努力，如此群策群力的严谨治学，一定可以把差错减少到最低限度。最后评定成绩的时候，注释工作以最少出现差错者为优，复查工作以最多指出差错者为优。
在注释、复查工作进行的同时，老师还要身先士卒，带领和要求每一位学生把自己所承包的那两三篇文章，反复熟读，直到能够背诵。这样，全班师生拼命努力一两个月，一部《史记》的“师资力量”就在班里产生了。每位同学，都可以负责教会全班同学两三篇文章；而自己呢，又可以从全班同学那里学会另外一百多篇文章。同学与同学之间，既是老师，又是学生，这就形成了一个互相帮助、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关系。时间稍久，就可进一步以寝室为单位，每位同学承包十几篇文章，一个寝室就囊括一部《史记》，全寝室的同学，互为师生，互教互学。寝室与寝室之间，也进行学习竞赛，你追我赶。一个班的同学，尤其是一个寝室的同学，是朝夕相处，形影不离的，所以吃饭、散步、睡觉，都可以互相切磋、互相启发，对时间的利用数量和利用质量，比较那一种呆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课的办法，是千倍、万倍地提高了。
为了检查学生们互教互学的成绩，可以常常进行小考。每一次小考，涉及十篇或二十篇文章；每一位学生，这十篇或二十篇文章考试的好坏，就是他自己学习《史记》的成绩。学习成绩与教学成绩，各占一半，都要认真登记，作为期终评定优劣、进行奖惩的依据，这就促使每一位学生，既要努力自学，又要努力教人，教学相长，其进步之快，绝非今天所盛行的填鸭式的教学方法所可比拟。在这样的教学过程中，学生们不仅学到了历史知识，还掌握了治学方法，又进行了教学实践，又密切了同学感情，一举多得，而老师还不那么太辛苦。这么教历史，就和教艺术差不多了。
五、知行合一
学生们读了《史记》，怎么去应用呢？这就必须练习写史，笔者的设想，是在班里建立史官制度，根据不同的分工，也叫做“左史”、“右史”、“内史”、“外史”------每一天班里所发生的比较重要的事情，“史官们”都要作现场实录，如同古代的“起居注”；寝室作为班里一个“诸候”，也要设立史官，作同样的记录；每一个学生，都要写日记，成为一批“野史”。每隔一、两个星期，班里就要对前一段时的史实加以整理：模仿“本纪”，按时间顺序编出一个大事记；模仿“书”，记录各种规章制度的订立和执行情况，以及班里的官制设置、职责范围和任免情况；模仿“列传”，记录有意义、有特色的个人事迹；每一寝室的历史，也要在同一时间内整理出来，送到“班史馆”，这就相当于“世家”或“地方志”；还编一个表格，使年、月、日、事，一目了然；再学一学“太史公曰”，试作一些历史评论。通过这样的反复练习，学生们就能真正体会和掌握《史记》中的五种体裁了，而这五种体裁，引申开来，便包含了后来的一切历史体裁。至于怎样写得生动，怎样写得深刻，《史记》里面有无究无尽的榜样。学生们因为自己要学写历史，也就不劳老师督促，便自觉地仔细揣摩，反复临习去了。
写史的难关，在于坚持“不溢美，不隐恶”的实录原则，尤其是“不隐恶”。一个学生的不良言行，如果记录到班史上，就白纸黑字，一直摆在那里，的确很难为情，但写史的意义，也正在这里：人们为善，便因为历史的记载而倍加鼓舞，更为努力；人们作恶，便因为历史的记载而心怀恐惧，极力收敛。恶有所惩，善有所劝，正人心，端风俗，这就是编写历史的救世功能。但必须现场实录才有这个功能，这就象今天的人们，如果他们正在做什么违法乱纪、见不得人的事，最怕记者现场录相，一旦发现有人录相，立即就“洗手不干”了。过去人们害怕“现场写史”，与此一模一样，所不同的，是现场录相只是一时，记者一走，就永远可以肆无忌惮了；而“现场写史”，却是一种祖祖相传、谁也不能改变的历史定制，天天如此，所以一辈子都得战战兢兢，小心谨慎。在过去，一届政府动不动就是几百年的高寿，象离我们很近的清朝政府，就持续了二百七十六年之久。重要原因之一，是史官制度置领导者们于当时史官以及后世无数代人的监视之下，不仅有一时的空间压力，还有无穷的时间压力，于是一方面极大地鼓舞了领导者们的奋发图强之心，另一方面， 又大量遏制了他们的腐败行为，才使那么一些管理难度极大的庞大的“公司”们长治久安下去。如果没有了这样一类制度的约束，领导者们就要肆无忌惮得多，政权的更替就会象走马灯一样的频繁，“二十五史”，也许就变成了“二百五十史”。政权更替的代价是极其惨重的，血流成河，尸积如山，官吏百姓，同归于尽。我们只要翻一翻《资治通鉴》，就会怵目惊心，毛骨悚然。新的政权，往往就在这么一片白骨蔽野的荒地上诞生。一个历史工作者，如果对这一事实全无感受，套用一句表演艺术的话，就是“完全没有进入角色”，那么，既写不出个什么名堂，也讲不出个什么名堂，更学不出个什么名堂。所以，我们就必须在班里实行史官制度，使老师、学生全部“进入状态”。但这样一来，大家就变得非常之“不自由”了，换一句话说，就是人人都不敢随便为恶了。面对这一考验，如果老师满腹私心，文过饰非，就不可能要求学生们实事求是地面对自己；实录原则，就会破坏无余。所以，我们如果要把实录原则真正坚持下去，就必须老师带头，努力克治私欲，坦荡公正，使全班同学也修身养性，善念日增，恶念日减，从而不怕公开自己，不怕实录自己。这样一来，现场写史的办法，就成了一种非常厉害的督责力量，引导全体师生进德修业，不敢稍怠，个人德能日进无疆，全班风气日益淳良。这样地学习《史记》，就落实到做人，落实到修心，落实到求道，这就抓住了问题的核心了。学史功夫日深，也就是修身功夫日深，待私欲尽净，道心成就，便可以通达司马迁之心；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通达了司马迁之心，也就通达了一切人之心。这时候，不仅读《左传》、《汉书》、《资治通鉴》等书，可以无所不通，就是改行去从政、经商、治军、学艺，也可以无所不通了。在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多不胜举；近代以来，家喻户晓的，就有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毛泽东等人。
编写班史，要从学生们刚入学的那一天就开始，一直坚持到毕业。每一学期，都进行一次小结式的整理；毕业以后再进行一次总结式的整理，形成一部“史记式”的班史，并打印、装订成几十册，每位学生都分一册。虽然在校期间大家的道业还不能成就（求道就是修身，这是一辈子的事），但这一部大家心血所凝聚的《班史》，却成了一个非常有力的鞭策和十分具体的指南，使学生们在离开学校、没有老师督促的情况下，还能继续奋斗、死而后已。这样一来，这么一部《班史》，就真是一份学习《史记》的珍贵无比的纪念品了。
既读史、又写史、又修身；所学即是所用，所用即是所学；所学促进所用，所用促进所学；学史就是做人，做人就是学史；学史提高做人，做人提高学史；既知既行，知行合一。学习《论语》、《道德经》等经典，也采用这么一个办法。现在大家都在提倡“素质教育”，笔者认为，大学历史系的素质教育，如果是这么一个样子，就算落到了实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