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 2004年01月15日 第十三版

　　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五峰私塾闭馆，八十三岁的朱执中老先生可以坐在自家门前悠闲地读书了。
    二○○三年岁尾，随着湖南省平江县五峰私塾宣布“封馆弃教”，从孔子创立私学至此，走过两千五百多年的私塾教育终于退出了中国历史舞台。旧式的私塾消亡了，而私塾教育内容中所包含的文化经典、人生哲理、政治智慧、历史教训等等，是否值得我们不断地探寻新的形式来将其继承和发扬？
    私塾在中国是古旧的事物了。有人认为应该对它加以保护，也有人认为应该任其自由发展、自由消亡，还有人认为它应该被淘汰。
    2003年岁末，中国最后一个私塾封馆的消息传开后，在社会各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笔者就此事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舒乙先生和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郭齐家等有关专家学者。

　　“私塾消亡，多少有些令人惋惜”

    郭齐家教授一直从事中国教育史的研究。他说：“在中国的深厚悠久的传统文化中，佛家有寺庙为基地；道家有道观为依存；而儒家靠的就是以私塾和书院作为载体，一代一代传递下来。从这个意义上看，五峰私塾消亡，多少有些令人惋惜。”
    “新书读了可以去搞事；老书读了晓得做人，当农民学会做人更重要。”平江县洪家村农民钟天辉在回答为什么要把儿子送去读老书的问题时，谈了他对传统文化最朴实的理解，这种认识在当地村民中有着较强的代表性，说明私塾的存在有其历史合理性。
    “私塾曾经是儒家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郭教授介绍，唐宋之后的私塾教学很大程度上屈从于科举考试的要求。隋唐始行的科考主要是以儒家经典为内容，学校教育也就跟着注重儒家的几部典章，一直到1905年科举考试制度被废止。1912年，时任教育总长下令废止了小学堂读经科，同年五月又废止了师范、中小学读经科。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郭教授认为：“私塾的历史悠久，对于中华文化的形成及传承发挥过很大的作用。”
    北京大学哲学系张详龙教授曾发文提议，在国内建立“儒家文化保护区”。郭齐家教授认为：“对私塾和书院的保护，对我们研究教育史、文化史、学术史都有巨大的价值和意义。”

    “它被淘汰，就说明它该被淘汰”

    同样是从事和关注教育事业的舒乙先生，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私塾封馆不值得惋惜，也不需要被保护。它被淘汰，就说明它该被淘汰。”舒乙先生除了担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之外，还是北京幽州书院的院长和北京圣陶实验学校的创办者之一。他说：“私塾教育是非常落后的，不管是教育方法还是教学内容都完全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形势。它的教学内容中没有数学、没有外语、没有电脑，连体育都没有———这让孩子们不能融进现代教育的体系中去，他们的智育不能得到充分开发。”
    平江县教育局的李亚舟认为，平江县近年经济的发展和与外面信息交流的增加，是促使私塾消失的重要原因。现在平江县几乎村村通了公路，九年制义务教育得到了普及，初中、高中生的升学机会大大增多，青年农民也往往外出打工，这从生源上断掉了私塾发展的道路。

　　“我们不提倡，但也不明确反对”

    从解放前到现在，五峰私塾有60多年的历史。在这里教书的老先生朱执中今年83岁，教了42年的“老书”，在当地德高望重，门生已经几百人。教习的内容从《三字经》、《幼学琼林》、《增广贤文》开始，重点是儒学经书典章，还操文词、练书法。对对子和学应酬也被列为教习内容的重点。对对子是传统私塾必修的课业，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对课”。学应酬，即在村人婚丧嫁娶和祭祀的时候唱礼，主持仪式。还包括办这些事情所有的文书，即各种联、账、文告的书写张挂。到私塾学习的孩子大多是小学或初中文化程度，没能考上高中，出去工作又还太小的青少年。
    平江县教育局负责教学工作的童怀思副局长对此表示：“对私塾，我们不提倡，但也不明确反对，我们采取的方针是任其自由发展，自由消亡。”

    “私塾的教学方法中有可取成分”

    与它的命运相映成趣的是，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注重传统文化的热潮正在回归，我国在青少年和儿童中开展了吟诵中华古诗词的活动。1995年3月，赵朴初、冰心、曹禺、启功、叶至善、夏衍、陈荒煤、吴冷西、张志公等九位老人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发出“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引起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并催生了北京圣陶实验学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也于1998年开始实施“华夏文化纽带工程”。2003年7月18日，由团中央中国青少年发展服务中心、中华文化经典诵读全国组委会选定的10所中华文化经典诵读示范学校在北京授牌。中华文化经典诵读的内容选自《论语》、《大学》、《老子》等经典古文篇章，旨在通过对经典篇章的反复吟诵，提高少年儿童的文化底蕴和道德修养，传承悠久的中华文化，其诵读对象为13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同时，一些民间力量利用学生假期兴办“现代私塾”教育的新闻也不时见诸报端。
    曾几何时，人们对于私塾的教学方法几乎是一概否定，将其全部教学方法都归结为“死记硬背”、“鞭笞体罚”等。对于旧时私塾的这种教学形式，舒乙先生表示“不赞成”、“不欣赏”，同时他也十分反感人们将他创办的这所传统文化实验学校称作“现代私塾”。
    “私塾的教学方法中也有合理和可取的成分”，郭齐家教授分析，比如针对性极强的因材施教、比如寓道德教育于文化知识教育、比如形成程序的书法和作文教育等。“这是我们的现代学校教育可以借鉴，也应该借鉴的有益经验”。
    一直以来都有人质疑对孩子实施这种“死记硬背”的教学方法。郭教授说，这是因为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国的儿童教育观念逐渐受到美国现代教育家杜威的“儿童中心论”的影响，强调教育要从儿童兴趣出发，遵从儿童的天性。“但我们绝不能一味地迁就孩子！从某种角度讲，一定程度的强制是合理的———只要不违背孩子的身心成长。”他强调要“分析情况、区别对待”。因为“人文知识的教育和传承有着自身特有的规律，它必须要求背诵和记忆。”对于13岁前的儿童来说，记忆的内容无所谓难易。而在其将来一生的时间里，再来进行“文化的发酵”。

    “私塾没了，但可创造新形式”

    郭教授指出，“旧时候的私塾没有了，但是我们还可以创造出新的形式。”一种是国家的教育政策支持。比如安徽省教育厅在全省112所小学进行传统经典诵读的推广实验。一种是鼓励民间力量办学。比如一些地方开设培训少儿“读经”的“国学班”等。还有个别条件允许的家庭，由家长自主指导孩子读书。种种形式，都可以分析和尝试。“关键是古典文化内容的传授，而不是老先生教书的规矩和形式。”
    旧式的私塾走下了历史舞台，而私塾教育内容中所包含的文化经典、人生哲理、政治智慧、历史教训，还有民间生机勃勃的文化艺术等等，却依旧是我们民族传承的精神纽带，值得我们不断地探寻新形式来将其继承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