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

七、中国要什么样的文化：多元

    早在孟德斯鸠那时，战争对抗、分崩离析的欧洲，与统一的中华大帝国就是个鲜明的对比。强调欧洲高于、胜于中国者，要如何解释此一现象呢？

　　于是就产生了一种论调，谓欧洲之所以自由、进步，即由于这种内部的对抗、制衡、竞争；中国因缺乏此种内部多元竞争，以致统一、僵化，缺乏自由。

　　这种笑死人的多元制衡说，渐渐由政治性解释，又延伸到了文化领域。谓中国文化在先秦，因百家争鸣、多元竞争，所以才形成为思想上的黄金时代。秦汉以后，大一统王朝形成了大一统的思想环境，思想文化就衰了。

　　晚清国学运动所吸收的就是这个观点。

　　依他们看，中国自秦汉以降，都只是君学，国学已亡，故国亦不国。黄节说：“秦皇汉武之立学也，吾以见专制之剧焉。专制之统一，而不国、而不学，殆数千年”（《国粹学报•国学真论》，1907年第2期），即是这种主张。

　　故其所谓国学，内涵也就不是经学。经学是儒家一家之学，且是汉代帝王独尊儒术以后才有了那么崇高的地位。革命党人要推翻君主专制，自亦不再宗经；其所欲取法者，乃是秦汉专制王权尚未建立以前，九流十家争鸣的那种学问。

　　此即称为复兴古学。邓实〈古学复兴论〉说：“吾国周秦之际，实为学术极盛之时代，百家诸子争以学术鸣。”道光咸同以后诸子学渐盛之风气，在他看，就反映了国人已由君学回归国学且与西学逐渐合流的趋向：“诸子学而与西来之学，其相因缘而并兴。”

　　古学的内涵，便因此是指诸子学，儒家则只是诸子学中之一支。

　　复兴古学之另一意涵，则是把这种风气或趋向比拟于欧洲的“文艺复兴”。如邓实把周秦诸子比拟为希腊七哲、把秦始皇焚书比为土耳其焚毁罗马图籍、把汉武帝罢黜百家比为欧洲封建神学之束缚，而说：“十五世纪为欧洲古学复兴之世。而二十世纪，则为亚洲古学复兴之世”（同上）。欧洲文艺复兴时，不但由学说上追踪古希腊罗马，也收集整理流散亡佚之古籍。邓实他们也在「国学保存会」底下设有藏书楼，广搜丛残，然后刊刻出版，因此影响宏远。

　　国学，在其语脉中又名国粹、古学。具体内容则是具批判精神、反封建君主专制的诸子学。革命党人以此振兴民气、激扬国魂，最终战胜了朝廷，启建民国。

　　革命救世者的用心当然很可钦佩，但这种文化观却并不准确。

　　因为道理非常简单：政治上不统一的时代，未必思想文化上就真能比大一统时更活泼、更有创造力。先秦的情况等下再说，且看五代十国，真能上胜于唐，下胜于宋？魏晋南北朝，又能上胜于汉，下胜于唐？

　　历史事实面如此，再说理论层面的问题：持多元文化论者，前提是认定了专制政治会对文化发展产生压制，故认为一旦专制、统一思想，文化创造力就丧失了。这个前提当然有道理，但中国之统一朝代是否即是专制，大可商榷；文化之发展，除政治力之外，又有许多其它因素，故亦不能仅由这个角度看。王纲解纽之时代，未必思想文化就一定较发达。

　　同理，某些思想文化之所以兴或衰，也未必由于政治力。儒家之盛，大家都说它是帝王提倡；但杨朱之学衰，跟政治就未必有关系，或许只因孟子批评了的缘故；某些时代皇帝或许更喜欢佛教道教，而佛道也未必就盛过儒学。

　　而且，这个评价，和中国人对自己文化发展的评价系统恰好相悖。且看《庄子•天下篇》，在感叹道术分裂之后，它叙述了以下几家，其叙述方式是：

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墨翟、禽滑厘闻其风而说之。为之大过，已之大循。作为“非乐”，命之曰“节用”；生不歌，死无服。墨子泛爱兼利而非斗，其道不怒，又好学而博不异。不与先王同，毁古之礼乐。……

　　庄子的评介，是以“源”和“流”的关系来说明古道术与诸子的关系。诸家之学，均是古代道术中已有某一倾向或元素，而诸子继承发展之，所以都是“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某某闻其风而悦之”。继承发展之后，显然又与古道术不尽相同，因此庄子对诸子学之总体评价乃是负面的、悲观的。他认为诸子皆一曲之士，虽然“皆有所长，时有所用”；但不遍不赅，不能见天地之纯与古人之大体。如此不断分化下去，“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将来也绝对无法再统合了。

　　庄子是最具自由精神的，而其言如此。可见今人以多元竞争、王权降低控制为文化发达之主因，未必即属确论。把先秦神圣化，认为诸子百家争鸣即是学术文化的黄金时代，用来“托古改制”、讽喻当今是可以的，用来描述中国学术史便大谬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