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我们经常在新闻媒体上看到打工子弟学校，是勉强维持。刚才我们听到校长跟我们讲国学推广计划的时候非常感动，因为这样的学校行走起来非常艰难，还有这些创意帮助孩子寻找内心深处的世界，我们真应该为这样的校长鼓掌，谢谢！今天我们在北大举办国学年度论坛，应该向北大致敬，因为文化渊源非常深厚，也感谢复旦大学！接下来，我们请上来的是响当当的在国学方面研究的一个单位，那就是我们清学大学国学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国学院副院长刘东教授，我们欢迎刘东教授！

刘东：其实我刚从北大调走，我的名片上都是北大的，所以，光说我是清华的，我还有点不太习惯，来这里做讲演：“当今的困境与可能”，我写了一个“国学礼失求诸野之后”，不知道能不能满足要求。我这一辈子不算太长，经历了很多的热，先是跟导师李泽厚在哲学所经历美学热，热的不得了，后来跟甘旸一起编《文化中国与世界》，出现了文化热，我们也写了很多文章，90年代的时候孙昌邑问我怎么出现汉学热？突然我发现我又处在汉学热的核心，因为大家知道汉学书主要是我给引进的，现在又出现了国学热，而我又在国学热的漩涡里，因为实际上89年10月我们成立了国学所，但是当时没有形成热，现在国学所的后身变成了我们国学院，所以国学院又进入了热，说实话是值得思考的，这次国学热跟前几次非常不同的是它有一个表现，就是我说的“礼失求诸野”。它不是上层推动下层，而是下层推动上层，说明了民间社会在文化上，对国学有相应的需求，而且心情非常强烈，覆盖面非常广泛，它说明对于规范中国民众的道德要求，丰富中文语境历史经验看，我们传统文化不仅是有活力的而且最有效益。有一些学者，包括我们博士生都跟央视明星辩论，我觉得他们主要有功劳，就很可能是由于这样的国学热，下一代人口中念诵的就有可能比单纯文革成长的一代，或者从改革中塑造世界观的一代，更意识到做人的标准。刚才说性本善是一个信仰，我有一次前几天有人问我，说性本善怎么看？我说是一个暗示，换句话说当一个文明的普遍的成员，从小背三字经以后，也可能有例外，孩子也可能恶，但是这已经是例外了，所以这社会就安定了。如果你上来告诉他，世界是物质的，所有的人所有的存在都是表现物质欲望。那这个世界一定会乱套，有儒家制约中国社会的时候，我们这个社会也不是无懈可击的，如果一旦没有儒家制约这个社会，原来它一无是处，我们对于国学常识的恢复，算是对于人心的一次收束，实际上我们不断的说人心不古，那是从孔子就说，说到现在还不比类人猿还要往前走吗？实际不是，历史上有一个相反的冲动，就是不断有文人四书，有先知先觉者挺身收束人心，去变化细致，我们很可以把这次国学热看成是残缺不全的中国文明，对本有的文化功能进行了顽强的自我修复，但是光说这个都是希望。

    说困境，我们礼失求诸野的过程太过自发，从生产体系角度来讲，很多事情没有理顺，我简单把我们遭遇困境描述为高不成低不就。先说“低不就”，由于自发国学热很热，我都没有意识到，因为我带女儿到三亚写作两个月，回来发现仅仅2—3岁小孩，还没有进入正式幼儿园，在小托班，我的小孩已经是班上唯一不会背三字经的孩子了，我的夫人觉得很耻辱，说你还国学院长呢？就你的孩子不会背三字经。我说不要紧，因为老师不会讲！三字经只是背了一些牙牙学语的一些音节而已。而另一方面我们幼教的老师教孩子们都唱什么歌：“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他也不知道天安门，也不知道太阳升是什么意思。“伟大领袖毛主席”唱这个。所以我们幼教老师教了他们很多音节，都不会讲，对前者，国学不会讲我们有点遗憾，对后者不会讲，我还有点庆幸！否则的话那还得了！既然不会讲，有一个问题，郑院长也说了，招生很困难，我最近刚刚到杭州去了一趟，刚才也出来了何俊教授出任了杭州师大的校长，拉着我跟他们学校leading profesor对话了一次，他们要在杭师大成立国学院，我坚决反对，我说你们千万别成立国学院，就应该成立国文系，你们就应该好好培养我们从幼教到小学会开讲三字经弟子规的大规模的师资！不是说分不出去吗，现在市场有这样的需求，就有可能分出去了。但是，遭遇的巨大的困难，一旦我们真正想在教育体制上理顺的时候发现原来我们的教育部门被学科代码表完全西化了，不能给国学留下容身之地，最近很多教授签名了，教育部问我们是不是同意在历史学科下面设一个一级学科叫国学。国学本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称，后来我们在中西碰撞的时候把国学中间经史子集四部跟西方历史学连起来了，现在我们是爷爷到孙子底下沉浮，不知道谁叫谁？国学成为历史学分支，我要从哲学系调到历史系去。这样把大坛子又放到小坛子里，就说明我们的知识有多么不顺，这是一方面。低不就，根本没有办法开展真正培养师资。

另一方面，一时间，又在各地成立各种各样的国学院，从研究这个角度，增加了国学的热度，然而，我现在是恢复这个清华国学院，不得已每天跟着打交道，就是梁王陈赵，我要不断思考他们为什么成功？我想大家真的理解到了清学国学院成功的奥秘了吗？所以我就说到了高不成的问题了。在清华国学院每天都会收到各种各样的电话，下至一个幼儿园的，上至国家行政学院的，说咱们讲学吧！办学吧，都是因为高涨的市场，有高昂的学费，我一概拒绝，我觉得除了讲学之外我们要做一件事，我们必须从研究室里拿出来足以去讲的不断永续发展的文化内容，清华国学院都不做，中国还有什么单位能做呢！所以我暂时把讲学的事情都推掉了。

我要说一件事，是我最近越来越琢磨，清华国学院的神话在什么地方？最近我给《四大导师年度长编》写了一个弁言，而今距离那个神话般的年月已经过去了八十余载，就连同样传为佳话的文人也西归道山，不过到时候反而看得更清楚了，尽管在国学院众多门生中不乏一带宗师，而且其总体学术阵容更是令人称奇，然而如果从格局和气象上来看仍然不能不承认，当年国学院里这四大导师仍然是难以逾越的高峰。仍然不能不承认，居然导师还是导师，门生还是门生，后来他们说你说的不太客气！这个反差就是因为当时清学学堂办国学院的时候他们还没有成为大学，所以我们现在的大学怎么做，不会把下半身阉割掉，他们无意中用书院的形式教了他们文化，在日常教育功课中隐藏着早期国学院之所以成功的奥秘，他们沿用了最适于中国教育的方式。清学国学院学制只有一年，任何一个人再天才碰上再天才的导师，他可以再一年内，导师让你如坐春风中，让你感受到中国文化的一种魅力！到梁启超先生这，到王国维这，你把它拣着了，你把它带走了，终身去做。这是清华国学院成功的奥秘。大家总说国学国学,当年四大导师，或者说五大导师，为什么我说导师还是导师，学生还是学生？当年梁启超西方知识都是通过梁启超的剑笔！所以，他们当时是西学第一，是头一个中国人用英文去读德国的经典，而一旦得到了这种世界性的框架，他们在当时是无一例外都是属于最了解西学的中国人，他们再回过头反观本土文化，眼光就不一样了，选择既值得坚守又充满灵活和弹性，清学国学院的成功就是这么一个寸劲，如果想复制这个成功，需要这个学者在本国文化从开始就有童子功，另一方面他们必须长大以后获得世界文化的大格局，只有这两者叠加起来，我们才可能营造当代生活挑战，在全球化时代，创造足以创造国学规范的大师！我接触了南方周末一个采访，我写了一句话，理顺生产体系！具体国学特殊领域，我们教育体系必须做到上达下通，一方面让师范院校培养大批打下童子功的学生，为清学国学院输送新的王国维，另一方面，如果教育部看错了，我们应该在国文系培养师资，而不是历史系。这个和台湾经验是一样的。

    另一方面，我们要大规模开展国际对话，采取各种切实可行的激发手段，让目前国学研究摆脱低水平的自我重复，让他们敢于跟世界大师对话，勇敢面对当前的生活和世界的学术，对于前者我们耐心等候，后者我们自当努力，我们才能把早期国学院享有的历史上的寸劲制造出来，恢复成文化生产的常态。那样国学院往日辉煌我们就可以期待了。而且我们古国本有的文明，也可以期望再次复兴为伟大的世界性文明。我的演讲完了。

出处：“方太青竹简•年度国学论坛”上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