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母堂事件,"文化自觉"的悲哀

2006年08月02日 来源《广州日报》 北京大学人类学教授 王铭铭

现代私塾“孟母堂”引起的争议，让我想起费孝通先生生前跟我说过的一席话。三年前，我曾有几次机会向费老请教。有次，我问及他对传统教育的现代命运的体验，出乎我的意料，费老竟说，他那代人出国留学实在是出于不得已！费老说，“清末时，官学与科举制度衰亡，在乡间私塾上学的学生失去了升学与为士的机会；读书与为士脱钩，读书人在国内又找不到升学的机会，我们只好纷纷出洋留学”。费老深刻体会过历史的无奈，能比我们更客观地看待教育的今昔。如今的“海归”都喜欢宣扬自己的海外经验，而费老不同，他虽为新学的精英，却向来没有贬损旧学（另外，他还在诸如《皇权与绅权》之类的著述中，表露出对于旧学的怀念之情）。晚年的费老提倡“文化自觉”，以兼容并蓄的胸怀，包容着新旧文化，以身作则，承担着揭示现代文化之内在矛盾的使命。
　　费老的胸怀，无需多评说；我要着重说的是：他的身心承受着一些与文化变迁有关的矛盾，这些矛盾不是他个人的，而是我们整个社会的。从很大程度上讲，“孟母堂事件”可以说是这些矛盾的新表现。
　　从媒体报道了解到，“孟母堂”与“读经运动”有关。这些年来，出于偶然，我在地方上遇见过倡导“读经”的朋友。对于这些有勇气直面现代教育之弊端的人，我十分崇敬。另外，我认为，从目的上看，“读经运动”实在值得同情。出于费老所说的“文化自觉”，“读经”的推崇者深刻意识到，文化上所谓的“传统”与“现代”之别，实源于西方文化对于东方文化的压力。从当下中国教育出现的种种弊端来看，所谓“现代”，并不自动地意味“合理”，所谓“传统”，也并不自动地意味“落后”。“读经运动”以“复古”为方式，承认现代性所包含的“不合理性”，为的是摆脱现代“新传统”的制约。然而，对于“读经运动”之目的的同情，不等于对于它的实效毫不怀疑。试想，假使我们的孩子真的上了诸如“孟母堂”那样的私塾，他们必定要在老师的要求下死记硬背，并且，所背的书籍（如《四书》、《五经》），除了古文功底与道德教诲之外，对于他们的升学，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和意义（高考的考试内容，多数是现代学术）；因而，孩子短期花些时间“读经”，好处可能不少，但若是总那么读下去，问题可能就大了：孩子们可能因此丧失适应现代生活的能力。
　　“读经”的目的与结果的矛盾，不表明“读经”的做法自身错了（其实像我这样缺乏国学功底的学术人，要好好补补这方面的课），而只能说明，中国文化在20世纪世界格局中处在一个尴尬而无奈的位子上。自20世纪初开始，我们的文化就像是走上了文化现代性的不归之路。我们若是想改道而行，那么，所可能遭到的命运，都将与“悲壮”这个词所形容的情况相关。兴许是为了避免“悲壮”，据报道，“孟母堂”这个新私塾不仅要求学生“读经”，而且还领着他们背诵英语词句——我敢于断定，这是我们时代“文化自觉”的悲哀。
　　更可悲的是，即使是这个沾染了现代性的民间机构，也不能幸免于现代性对于它的压力。前两天，上海市教委明确表示，不久前才成立的新私塾“孟母堂”，同时违反了义务教育法与教育收费的规定（其实违反这些规定的教育机构太多了），将被取缔。取缔现代私塾之决定，依据的是国家义务教育法的规定，其合法性，不容置疑。不过，我们不应顺此推论，这一决定属于“新鲜事物”。熟悉民国档案的学者，必定能在那些发黄了的旧文献里找到雷同于如今教育管理部门用于指责私塾的言词——私塾的停禁，绝非当今才出现的文化“新战略”。

　　现代世界太冷酷，容不得半点“复古”，却又老是用诸如“文化遗产”这样的概念来表达怀旧之心（听说，如今已有不少学者建议为古代私塾“申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