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继兴

在20世纪30年代，我国有四位国学大师：太仓唐文治，余杭章炳麟，吴江金松岑，无锡钱基博。今之世人，多知钱钟书而不知其父钱基博。其实，钱基博的国学造诣在儿子钱钟书之上。古今父子皆为大师者十分罕见，无锡走出的这对父子就是这样的佼佼者。

钱基博字子泉，号潜庐，生于1887年，与弟基厚孪生，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古文学家、文史专家和教育家。他自幼聪明好学，5岁由长兄子兰授课，9岁读完《四书》、《五经》和《古文翼》并能背诵。10岁时由伯父仲眉课以《史记》和唐宋八大家文选，并教其学习写作策论。13岁读《资治通鉴》和《续资治通鉴》，先后将2部巨著圈点7遍，又精研《读史方舆纪要》。16岁撰《中国舆地大势论》，发表于《新民丛报》，深得梁启超赞赏；撰《说文》一篇，发表于《国粹学报》。

1909年，江西提法使陶大均看到钱基博的文章，“骇为龚定庵复生”，遂招之入幕，那时他年仅 22 岁。他被陶大均赏识招为幕僚后，月薪白银百两，待之如上宾。民国二年，直隶都督赵秉钧、江苏都督冯国璋皆因其才学，招他为秘书，他毅然谢绝，后进入教育界，曾先后任圣约翰大学国文系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和浙江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受聘于武昌华中大学（即今华中师大前身），直到1957年病逝。

勤奋治学是钱基博父子的共同特点。钱基博“于车尘马足间，也总手执一卷”，以至“生平读书无一字滑过”。他博通四部之学，以治集部之学见称于世，有“集部之学，海内罕对”的美誉。鼎鼎大名的张謇赞叹他的文章“大江以北，未见其伦。”国学大师钱穆赞曰：“余在中学任教，集美无锡苏州三处，积八年之久，同事逾百人，最敬事者，首推子泉。生平相交，治学之勤，待人之厚，亦首推子泉。” 钱钟书也曾这样称赞父亲：“先君遗著有独绝处。”

钱基博著述颇丰，其著作主要有《韩愈志》、《韩愈文读》、《明代文学》、《国学必读》、《经学通志》、《古籍举要》、《文心雕龙校读记》、《骈文通义》、《版本通义》、《中国文学史》、《现代中国文学史》等，是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

在教育儿子钱钟书方面，钱基博也很有一套。

据钱钟书在《槐聚诗存》序文里回忆说：“余童时从先伯父与先君读书，经，史、‘古文’而外，有《唐诗三百首》，心焉好之。”钱钟书一出世就出嗣给伯父钱基成，伯父对钱钟书采取放羊式教育，管教不严，每天下午授课，上午则带着他上茶馆、听说书、品民间小吃，钱钟书玩得非常开心，逐渐染上了晚起晚睡、贪吃贪玩的坏习惯。父亲钱基博为此很是担心。气得他想惩戒一下钱钟书，但又担心兄长不满，于是就提出让钟书进入新式小学读书。在家里，钱钟书没有学过数学，进入小学后跟不上班，钱基博就为他“恶补”数学，可是，无论他怎样讲解，儿子就是不开窍，气得他拧儿子的皮肉，用以惩戒。

1920年，伯父去世后，由父亲钱基博直接管教，终于使儿子改变了坏习气。钱钟书才思敏捷，只要静下心来读书，几乎是过目成诵，一旦与伙伴们玩耍时，就信口开河，臧否古今人物，钱基博就为他改字“默存”，取意于《易经·系辞》中的“默而成知，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意思是告诫他少说多做，以防口生祸端。

据钱钟韩（钱基博的孪生弟弟钱基厚的儿子，中科院院士）回忆说，当他们两人在东林小学读书时，每天下午放学后钱基博（时在无锡第三师范任教）就要他们去他办公室自修或教读古文，等到三师在校学生晚餐后才带钟书和钟韩两兄弟回家。据钱基博的弟子王绍曾教授说，钱钟书在中学读书时，其父在无锡国学专门学校教书，每星期五晚上两节课，即跟他父亲到国专随堂听课。

钱基博对钱钟书管教很严，为其学习不努力不惜饱以老拳。1926年秋到次年夏天，钱基博应清华之聘北上应教，当年寒假就没回无锡，那时钱钟书正读中学。少了拘管，钱钟书狂读小说，直到假期结束，才恍然记起连课本书角都没翻过，1927年暑假钱基博赶回来考问功课，自然是不能过关，被痛打一顿。这次痛打竟然起了作用，激起钱钟书发愤读书的志气，广泛涉猎《古文辞类纂》、《骈体文钞》、《十八家诗钞》等，打下了坚实的古文基础。

钱钟书后来写客套信从不起草，提起笔一挥而就，如果是八行笺，几次抬头，写来恰好八行，一行不多，一行不少。这般功夫也是他父亲训练出来的，想当年他的额头上为此挨过不少“爆栗子”呢！钱基博还让钱钟书“单日作诗、双日作文”，养成了很好的写作习惯。

有其父必有其子，钱钟书的文风直逼父亲，钱基博很是欣慰与自豪。1930年，国学大师钱穆的《国学概论》出版前，要钱基博给他写篇序文，钱基博就将这件事交给儿子钱钟书来写。钱钟书写完后，钱基博通读一遍，觉得言辞肯綮无懈可击，就写上自己的大名交稿了。

1929年钱钟书考进清华大学之后，他父亲经常给他写信，告诫他“儿之天分学力，我之所知；将来高名厚实，儿所自有！立身务正大。待人务忠恕”。还在信中写道：“现在外间物论，谓汝文章胜我，学问过我；我固心喜！然不如人称汝笃实过我，力行胜我，我心尤慰！”并希望他“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他还曾赞赏有加地说：“儿子钱钟书能继承父学，尤喜搜罗明清两朝人集，以章氏文史之义，抉前贤著述之隐，发凡起例，得未曾有！每叹世有知言，异日得予父子日记，取其中有系集部者，重理为篇，乃知予父子集部之学，当继嘉定钱氏之史学以后先照映，非夸语也。”言语之中，洋溢着做父亲的自豪。

钱钟书对父亲也很孝顺，1938年秋，学成归国的钱钟书被清华大学破例聘为教授，次年转赴国立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因为父亲钱基博时任国立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这一时期是钱钟书的多产期，他在蓝田着手写《谈艺录》，出了一册《中书君近诗》，并撰写了《写在人生边上》的半部。最重要的是他在蓝田构思，孕育了小说《围城》。

父子同校，交流机会自然多。在国外学会了炖鸡手艺的钱钟书，还经常亲自为父亲炖一钵好汤……钱钟书还曾妻子这样谈论其父亲：“爹爹因唔娘多病体弱，而七年间生了四个孩子，他就不回内寝，无日无夜在外书房工作，倦了倒在躺椅歇歇。江浙战争，敌军抢劫无锡，爷爷的产业遭劫，爷爷欠下大笔债款。这一大笔债，都是爹爹独力偿还的……等到这一大笔债还清，爹爹已劳累得一身是病了。”

钱基博是有家国情怀的知识分子，精神境界很高。建国后，钱基博将5万余册藏书全部赠给华中大学（后改为华中师范学院）。1952年，他又把历年收藏的甲骨、铜玉、陶瓷、历代货币、书画等文物200余件，捐赠给华中师范学院历史博物馆。此外，尚有碑帖宇画1000余件、方志1000余种，悉数赠予苏南文物管理委员会和江苏泰伯文献馆。不把这些宝贝留给儿子，却造就了同样淡泊名利的一代鸿儒、“文化昆仑”钱钟书，留给了世界一个文化奇迹。（刘继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