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

六、中国社会根据什么产业：农耕

　　现在一般人对中国的印象其实仍是个大农村。农地占国土绝大部份，十三亿人口中仍有八亿农民。

　　现在尚且如此，古代更是。因此一说文化，就说西方是商业文明，而中国是个农业文明。产业不同，精神便异，所以中国人乡土观念浓厚、不轻易离乡，而且家族关系深厚，尊重家族中长幼伦理，家长族老的权威比较大……等等。

　　有此想法的人很多，把中国和西方对比为农业文明和海洋文明的人也很多，即使唐君毅、钱穆都曾如此说过。一九八零年代末期大热闹过一阵子的《河殇》，也是将中国形容为黄土农业的保守文明，希望能奔向「蔚蓝色」的西方海洋文明，可见此种对比框架之流行。

　　这其中，费孝通先生的讲法最有理趣也最系统。他1945年写《乡土中国》，1948年又出版《乡土重建》。据他的研究，中国农村与西洋社会形态不同。中国农村是一种并无具体目的、仅因大家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可成为“有机的团结”，所以是一种“礼俗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民很少迁移移动，世代住在一块土地上，附近全是生活在同一环境中的熟人与亲戚，因此一切靠的不是法律，而是熟习所形成的礼俗。西洋社会则不然，它主要是一种为了完成某任务而结合的社会，故须要契约、须要法律，属于“机械的团结”，可称为法理社会。

　　顺着这种对比区分，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农村社会是靠着礼俗来构成秩序的长老统治形态。强调人治，重视血缘与地缘关系，由血缘地缘之亲疏远近来构成人与人的亲疏判断。因此中国农村基本上是种“差序格局”，以自己为中心，一圈圈推出去。反之，西洋社会是法理社会，人群以某些任务而结合，形成一个个团体。团体即社会之单位，团体中人与团体外的人，分的很清楚，故为一种“团体格局”。

　　他依此对比，把中国农村界定为一种“历世不移”也“不变”的凝固型社会。因为农村人是扎着土地的，安土重迁。西方人就不会像中国这样依乡恋土。　　　

　　费先生乃近代社会学宗师，其说法影响深远，但，你以为他有什么神妙吗？唉，不过挪用西方的论述模型而已。

　　你看他的讲法就知道：中国是凝固型社会、礼俗而非法律统治、长老人治等，均由孟德斯鸠、黑格尔来，只是被他结合到「有机/机械」「礼俗、契约」「差序格局/团体格局」「农业社会」「农业社会/工商业」等对比中区分罢了。

　　而这个对比架构又从何而来呢？

　　十九世纪西方的产业革命，造成了工业革命、新工业阶级和新的劳工运动、机械运输革命、新国民经济政策及国家工商管理革命、民族扩张与新殖民时代之世界竞争等等巨大变动。而除了经济转型这一显著转变之外，社会与文化也在变。这种变，所形成的社会，有许多描述语辞予以界定，一般普遍使用的，则是「现代」一辞。

　　对于所谓的现代社会，研究者或采列举法，将现代社会中一般主要的结构及文化特色，视为「现代的」。例如说现代即是指工业化、都市化、普遍参与、高度的功能分化、高度的普遍的成就取向……等等。或采用理范研究法（Ideal-type Approach），以现代社会之典型结构、属性和取向，作一社会形态分析。

　　然而，特征之列举，究竟有哪些特征属于偶然因素而非本质特性，虽然不易辨明，但特征项之提出，却必须是建立在「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对比观察上的。理范之建立，更是意含了有一个与现代社会对立的传统社会存在。由此，遂无可避免地会形成一两极性的理论样式。

　　这种两极理论，基本上是思考欧洲从封建农业转变到资本工业秩序这一问题，依「前与后」的模型，赋予前后两期社会不同的价值尺度和诠释说明。例如Toennies说的「小区」与「社会」、Durkheim说的「机械」与「有机」、Cooley说的「初级」与「次级」、Maine说的「地位」与「契约」、Redfield说的「乡土」与「城市」、Becker说的「神圣的」与「世俗的」……等。「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之类对比，亦常为论者使用。

　　这类经过化约的双元观念（Dualistic Concepe），当然有很大的问题。因此后期的发展，便是在两极之间，以「模式变项」或「转型期」予以解释，使传统与现代不是二元静态对立的，而是动态的连续体。但这种论述较晚才出现，约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才兴起，早期都是两极对比，费先生学到的就是这套方法。

　　依两极对比，农业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是是小区型的，着重礼俗、身份、地位，属于有机的结合；新工业社会则是社会型的，着重法律、契约、能力、成就，属于机械的结合。

　　费先生把人家这一套用来描述西方古今社会变迁的框架，掉转了一个方向，变成中西的。于是本来用以形容西方古代的情形就都成了中国的特征。而读者无知，读之拍案惊奇，皆曰：「讲得太对了、太好了，中国就是这样！」费先生乃群尊之为大师焉！

　　梁漱溟先生『中国文化要义』讲法类似。亦谓以礼俗不以法、不重团体而重家、社会凝固或盘旋不变等等为中国之特征，且就此等特征推论了种种原因。读者亦推尊为大师焉。

　　但读者也不想想：西方古代不农耕吗？中国古人不经商吗？殷商民族就以商人为名，贸易南海之珠贝、西山之玉石，服牛乘马、力致犀象。此后唐之广州、宋之泉州，亦皆为世界第一大港。中国人之远洋经贸，岂西人在十九世纪以前所能望其项背？把中国界定为农业文明，以与西方海洋文明相对比，不是笑煞人吗？

　　航海与商业，霍布森曾描述道：「中国最引人瞩目的是船舶的发展，这包括它们的规模和数量。直到1588年，最大的英国船排水量仅为400吨，与早得多的载重量超过3000吨的中国帆船相比，就相形见绌。而且，这种大型的中国平底帆船，具有很多创造性的特点——包括方形船体、船尾方向舵、纵帆和防水隔舱——所有这些后来都被欧洲人所吸收。船的数量不仅是中国航海革命的证明，而且也是中国商业经济特征的证明。在8世纪时，大约就有2000条船只在长江上航行」「或许可以确切地说，中国人是历史上最伟大的航海者，因为在近两千年的时间里，他们拥有远比世界其它地区先进的船只和航海技术。比较的结果是让人窘迫的：当西方最终赶上他们的时候，也仅仅是以一种或另外的方式改良了他们的发明。历史上大部份时期，在能想象到的每个方面，欧洲人使用的船只与中国相比都相形见绌，甚至晚至1800年」（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第三章）。

　　中国古代农业之所以令西方人印象深刻，是因为技术好（中国在公元6世纪就差不多拥有了英国在18、19世纪农业革命相关的所有成就）。但并不能因而就误以为中国只有农业，工商业不发达；更不能忽略中国在海上的活动。

　　像宋代的商业就不仅高度发达，而且国家的税收收入主要已来自商业部门。在华耶稣会传教士的报告也证实了明代商人在从事商业活动时并不太受政府的约束。

 　　高度商业化另一有力证明，就是城镇和大城市的崛起。由于数据不均衡，所以对城市人口规模的估计十分困难。估计宋代鄞县的城市人口比例约为13%，涉县是7%，丹徒县高达37%。即使如此，城市化在中国不仅比欧洲更明显，而且中国拥有当时世界上几个最大的城市。例如，杭州的人口就约在150万至500万之间，远非欧洲所能及。

　　以上这些，应该都是常识与事实，可为什么近代中国人就偏偏抹杀这些显而易见的事实与常识，要费尽气力，迂曲地挪用西方人解释西方社会变迁的模型，来论证中国社会的落后性呢？我从不反对批评中国社会与文化，但连批评的话也抄别人的，岂不丧气？至于费先生说中国社会是乡土型不迁不变的，我《游的精神文化史论》辨之已详，就不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