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专家对于读经问题的意见　

                何炳松
　　读经问题，在国内一般人看来，都早已不成问题。因为一部分人以为经书是二千年前的旧书，到现在已用不着再读，读经就是开倒车，还成什么问题。同时在另一部分人看来，经书是我国先哲的心传，不朽的杰作，值得我们多读，叫青年人人去读一点圣经贤传，还成什么问题。读经一事，双方既都认为不成问题，各执一说，不肯相下，于是乃真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其实所谓读经，假使当做一种专门研究，让一班专家去下苦工夫，本不成问题。现在所以成为问题，就是因为有人主张中小学生都应读经的这一点。

本杂志既忝为全国教育专家的喉舌，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似乎不能不采用集思广益的方法，请求全国专家对于这个问题，分别发表一点高见，使得本杂志的数万读者能够得着一种很可贵的参考，来帮助他们去理解这个问题。

本杂志编者自己对于这个问题，本无成见；而且凡是带有学术性质的杂志，除提倡学术研究外，根本上本亦不应有成见。我们唯一的成见，就是从旁鼓吹学术的研究，以谋民族的复兴。至于应该研究什么，那是要请求全国专家指导的。我们做编辑的人只能负一点“记室”的责任。而且本杂志并不是政论性质的刊物，更不宜代某一个人或某一种主张做一个宣传的机关。我们因怕有人误会我们的提出读经问题的讨论就是等于读经的提倡，所以不能不先行声明一下。

现代我国所以有提倡读经的运动，当然有相当的原因，就是源于现代我国思想的混乱和国难的严重。关于思想混乱的情形，编者以为最近张岳军先生在武昌亲向编者所说的一段话最是透辟。张先生说：

照我的观察，中国人的思想，几千年来，都是在儒家的势力支配之下。原来自从汉武帝表章《六经》、罢黜百家以后，我国思想就已定于一尊。虽则从历史上看来，儒家本身从很早的时候就已有了派别：孟子和荀子的思想便显然不同；汉儒重训诂，宋儒明义理，其方法亦大异。宋儒中间又有朱陆异同，明代王学又与朱学异趣。有清一代，康、雍、乾三代都竭力表章宋学，而学者却趋重汉学，同属儒家，已不一致。然于儒家思想支配人心一点，毫无妨碍；或者可说正因有这些不同的争辩，反使儒家思想更能深入人心。至于汉初的黄老之学，迄魏晋而未衰；六朝隋唐，佛学极盛，皆是与儒家分庭抗礼。然而整个社会还是有形无形的受着儒家思想的支配。所以我们可以断言，那时中国是有一种中心思想的，就是儒家思想。

自从海禁大开，和西洋思想接触以来，这个中心思想便渐渐被摇动了。甚至保守色彩极浓的张之洞也不能不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来妥协调停。直到民八，有一个新文化运动起来。这个运动在破坏方面确奏大功，而在建设方面却是毫无成绩。固有的中心思想是被摧毁了，而新的中心思想却未曾建立起来。弄得大家都彷徨歧路。同时外来的思想又是很混乱的冲了进来，左边从布尔雪维克起，右边到法西斯止，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同时大家又不肯埋头的去下一番研究的工夫。于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益发教人茫然无所适从了。我国现代青年的烦闷，就是这样形成。

编者以为张先生这一番谈话非常扼要，所以把它引用于此。同时我国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又受了一个重大的打击。民族生命几有朝不保夕之势。悲观的人甚至发出“中国必亡”的论调。于是有一部分忧国的人以为我们要挽救国运，纠正思想，只有恢复民族的自信心，而读经就成为恢复自信心的一种方法。

但是提倡读经是否就是挽救国运和纠正思想的正当方法呢？这确是一个问题，值得大家讨论。我们以为无论任何问题，若是主张的尽管主张，反对的尽管反对，决得不到相当的结论。若果双方能够开诚相见，互相辩论，使双方的理由得以和天下人共见，那么明眼的读者一定可以得到一种很好的参考，来决定他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态度。这是本杂志出版这个专号的初意。

我们现在很荣幸能够得到国内各方面七十多位专家的指教，承他们在百忙之中，把他们的高见写出来寄给我们，贡献给本杂志的读者。同时我们在各种不同的意见中，仍旧可以看到一个相同的目标，就是“复兴民族”。我们的愚见以为国民的思想，如果大体上能够一致，那是再好没有；否则只要目标不错，以中国之大，亦正不妨殊途而同归。我们在现代似乎不宜再和从前一样，还要闹“门户之见”。这是编者个人一点小感想，不知诸位专家和读者以为怎样？我们为便利读者起见，仍将各位专家的意见先加分析，再加综合；由极端的赞成起到极端的反对止，中间还有许多程度不等的意见，都先行依次略述一下。所有原文亦就照这个次序排列。不过我们在前面曾说，读经问题根本上以中小学生应否亦要读经为焦点，所以我们编制各位专家的意见时，就以他们对于中小学生应否读经的意见做我们分类的标准。

本杂志此次征求意见的信，发出一百余封，得到文字约七十篇。虽非洋洋大观，亦可谓应有尽有。我们就大体看来，在这许多意见当中，我们或者可以归纳成下面这几句概括的话：就是若是把读经当做一种专家的研究，人人都可赞成；若是把读经当做中小学校中必修的科目，那么大多数人都以为不必。现在我们就根据中小学校中应否读经这一点，把这七十余位的意见分析一下，结果得到三大类，就是：

（一）绝对的赞成者；

（二）相对的赞成者，同时亦可称为相对的反对者；

（三）绝对的反对者。

在这三类意见当中，绝对的赞成者和绝对的反对者，双方人数都不过十余人，其余都可归入相对的赞成或反对的一类中去。同时相对的一类的意见又有程度的不同：有的主张小学起，就可酌量读经；有的主张中学起；有的主张大学起；有的主张凡学校中的青年都不宜读，应让专家去研究。

（一）在绝对赞成读经者当中，无锡的唐文治先生，安徽大学的姚永朴和陈朝爵两位先生，中山大学的古直、曾运乾、陈鼎忠、方孝岳等四位先生，正风文学院的王节先生等，都各提出我国国民应该读经的一般理由。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先生、岭南大学杨寿昌先生、湖南长沙的忆钦先生、中山大学的雷通群先生、光华大学的钱基博先生、江苏教育学院的顾实先生、交通大学的郑师许先生、上海的江亢虎先生等，都于主张读经以外，并提出课程分配、怎样读法和读什么经等项具体的意见。

（二）在相对的赞成或反对的意见中，北平师大的李蒸先生和北平的任鸿隽先生、南京的陈立夫先生以为在中小学中把一部分精华编为教材，亦未始不可。南京的郑鹤声先生和朱君毅先生，则以为初小不宜读，高小以上都不妨选读。这几位的意见可说是“相对论”中程度较高的一级。其次一类的相对意见，就是大学中不妨当做一种专门研究，中学中不妨选读几篇，小学读经却是有害无益，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先生，北平研究院的李书华先生，上海的胡朴安、王新命、何清儒、杨卫玉、陈鹤琴、李权时等六位先生，金陵女子文学院的缪镇藩先生，国立编译馆的刘英士先生，南昌中学校长吴自强先生，中山大学的崔载阳先生等都抱这种意见。这是“相对论”中的第二级。

再次一类的意见，以为初中以下都不宜读经，至少应从高中起。上海中学校长郑西谷、浙江大学的黄翼和复旦大学的章益等三位先生就是这样主张。这可说是“相对论”中的第三级。

再次一类的意见，以为经书固不妨自由研究，但不宜叫中学以下的学生去读。武汉大学的范寿康先生，安徽大学的谢循初先生，中山大学的陈钟凡先生，中央大学的赵廷为先生，江苏教育学院的陈礼江、方天游、朱秉国等三位先生，交通大学的陈柱尊先生，暨南大学的陈高慵先生，《文学》主编傅东华先生，都是如此主张。这可说是“相对论”中的第四级。再次一类的意见，以为经学非无研究的价值，不过应让专家去埋头研究，不应叫青年人都走到故纸堆里去讨生活。厦门大学的杜佐周先生、勷憨大学高觉敷先生、湖北教育学院院长姜琦先生、江西教育厅长程时煃先生、江苏教育学院院长高践四先生、南京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先生、日本研究会的刘百闵先生、教育部的吴研因先生、中央大学的倪尘因先生、上海《太白》主编陈望道先生、复旦大学的谢六逸和孙寒冰两位先生、沪江大学的王治心先生、中华职教社的江问渔先生、日本留学生监督周宪文先生都可归入这“相对论”的第五级。

（三）在绝对反对的意见中，北平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先生，北京大学的尚仲衣、王西徵和陶希圣等三位先生，武汉大学的刘南陔先生，勷憨大学的林砺儒先生，厦门大学的吴家镇先生，安徽大学的周予同先生，上海的柳亚子先生，暨南大学的曾作忠先生，都是旗帜非常鲜明。上海辛垦书店总编辑叶青先生讨论读经问题，比较最为详尽，所以我们把他的意见当作殿军，以便读者的参考。同时我们承武昌中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同人给我们一封信，把他们各种主张告诉我们，我们亦很感佩。因为不能归入某一类，所以一并附在后面。

最后我们还得声明，我们所分的三类，尤其是“相对论”中的等级，不一定无误。例如任鸿隽先生的意见本是根本反对读经的，几乎可以归入“相对论”的第五级，但因为他说中小学中不妨选读一些经书，我们就把他归入第一级。同时朱君毅先生的意见本是根本赞成读经的，原可归入绝对论的一类，但因他主张初小不宜读经，所以我们把他归入“相对论”的第一级。这不过一例，其余同样情形一定很多，我们唯有盼望读者自己去把各位的原文去细嚼一下。至于我们分类的标准，我们亦曾说过，原以各级学校中应否读经的一点为中心，这原是本问题的焦点。不过因此或不免有合本逐末之感，失掉诸位专家的初意，这是无可奈何的事，还望各位专家和读者原谅。

还有一点，我们这次所收到的意见中，大体都是一种平心静气的讨论，没有一个说盛气凌人的感情话，这是一件很可喜庆的事。我们常常觉得从前南宋诸贤那副“逼人太甚”的面孔，在现在似乎已不需要的了。编者在此特提一下，表示我们对各位专家钦佩和感激的微意。

读经当提倡久矣！吾国经书，不独可以固结民心，且可以涵养民性，和平民气，启发民智。故居今之世而欲救国，非读经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