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4月7日  选自《傅斯年全集》第六册

        自从章士钊主张读经以来，论坛上又很出现了一些论议，如谓经不必尊，读经乃是开倒车之类。我以为这都是多事的，因为民国十四年的“读经”，也如民国前四年，或将来的二十四年一样，主张者的意思，大抵并不如反对者所想象的那么一回事。

尊孔，崇儒，专经，复古，由来已经很久了。皇帝和大臣们，向来总要取其一端，或者“以孝治天下”，或者“以忠诏天下”，而且又“以贞节励天下”。但是，二十四史不现在么？其中有多少孝子、忠臣、节妇和烈女？自然，或者是多到历史上装不下去了；那么，去翻专夸本地人物的府县志书去。我可以说，可惜男的孝子和忠臣也不多的，只有节烈的妇女的名册却大抵有一大卷以至几卷。孔子之徒的经，真不知读到那里去了；倒是不让字的妇女们能实践。还有，欧战时候的参战，我们不是常常自负的嘛？但可曾用《论语》感化过德国兵，用《易经》咒翻了潜水艇呢？儒者们引为劳绩的，倒是那大抵目不识丁的华工!

所以要中国好，或者倒不如不识字罢，一识字，就有近乎读经的病根了。“瞰亡往拜”“出疆载质”的最巧玩意儿，经上都有，我读熟过的。只有几个胡涂透顶的笨牛，真会诚心诚意地来主张读经。而且这样的脚色，也不消和他们讨论。他们虽说什么经，什么古，实在不过是空嚷嚷。问他们经可是要读像颜回、子思、孟轲、朱熹、秦桧(他是状元)、王守仁、徐世昌、曹锟；古可是要复到像清(即所谓“本朝”)、元、金、唐、汉、禹汤文武周公、无怀氏、葛天氏？他们其实都没有定见。他们也知不清颜回以致曹锟为人怎样，“本朝”以至葛天氏情形如何；不过像苍蝇们失掉了垃圾堆，自不免嗡嗡地叫。况且既然是诚心诚意主张读经的笨牛，则决无钻营，取巧、献媚的手段可知，一定不会阔气；他的主张，自然也不决不会发生什么效力的。

至于现在的能以他的主张，引起若干议论的，则大概是阔人。阔人决不是笨牛，否则，他早已伏处牖下，老死田间了。现在岂不是正值“人心不古”的时候嘛？则其所以得阔之道，居然可知。他的主张，其实并非那些笨牛一般的真主张，是所谓别有用意；反对者们以为他真相信读经可以救国，真是“谬以千里”了!

我总相信现在的阔人都是聪明人；反过来说，就是倘使老实，必不能阔是也。至于所挂的招牌是佛学，是孔道，那倒没有什么关系。总而言之，是读经已经读过了，很悟到一点玩意儿，这种玩意儿，是孔二先生的先生老聃的大著作里就有的，此后的书本子里还随时可得。所以他们都不比不识字的节妇、烈女、华工聪明；甚而至于比真要读经的笨牛还聪明。何也？曰：“学而优则仕”故也。倘若“学”而不“优”，则以笨牛没世，其读经的主张，也不为世间所知。

孔子岂不是“圣之时者也”么，而况“之徒”呢？现在是主张“读经”的时候了。武则天做皇帝，谁敢说“男尊女卑”？多数主义虽然现称过激派，如果在列宁治下，则共产之合与葛天氏，一定可以考据出来的。但幸而现在英国和日本的力量还不弱，所以，主张亲俄者，是被卢布换去了良心。

我看不见读经之徒的良心怎样，但我觉得他们大抵是聪明人，而这聪明，就是从读经和古文得来的。我们这曾经文明过而后来奉迎过蒙古人满洲人大驾了的国度里，古书实在太多，倘不是笨牛，读一点就可以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再进一步，并可以悟出中国人是健忘的，无论怎样言行不符，名实不副，前后矛盾，撒诳造谣，蝇営狗苟，都不要紧，经过若干时候，自然被忘得干干净净；只要留下一点道模样的文字，将来仍不失为“正人君子”。况且即使将来没有“正人君子”之称，于目下的实利又何损哉？

这一类的主张读经者，是明知道读经不足以救国的，也不希望人们都读成他自己那样的；但是，耍些把戏，将人们作笨牛看则有之，“读经”不过是这一回耍把戏偶尔用到的工具。抗议的诸公倘若不明乎此，还要正经老实地来评道理，谈利害，那我可不再客气，也要将你们归入诚心诚意主张读经的笨牛类里去了。

以这样文不对题的话来解释“俨乎其然”的主张，我自己也知道有不恭之嫌，然而我又自信我的话，因为我也是从“读经”得来的。我几乎读过十三经。

衰老的国度大概就免不了这类现象。这正如人体一样，年事老了，废料愈积愈多，组织间又沉积下矿质，使组识变硬，易就于灭亡。一面，则原是养人体的游走细胞(Wanderzelle)渐次变性，只顾自己，只要组织间有小洞，它便钻，吞食各组识，使组织耗损，易就于灭亡。俄国有名的医学者梅契尼珂夫(Elias Metschnikov)特地给它别立了一个名目：大嚼细胞(Fresserzelle)。据说，必须扑灭了这些，人体才免于老衰；要扑灭这些，则须每日服用一种酸性剂。他自己就实行着。

古国的灭亡，就因为大部分的组织被太多的古习惯教养得硬化了，不再能够转移来适应新环境，若干分子又被太多的坏经验教养得聪明了，于是变性，知道在硬化的社会里不妨妄行。单是妄行的是可与论议的，故意妄行的却无须再与谈理。惟一的疗救，是在另开药方：酸性剂,或者简直是强酸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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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批评读经政策之前，有几件历史事实应该知道。

一、中国历史上的伟大朝代都不是靠经术得天下造国家的，而一经提倡经术之后，国力每每衰落的。我们且一代一代地看去，周朝还没有受这些经典于前代，那时候的学问只是些礼乐射御书数的实际事件。秦朝焚书坑儒，更不必说。汉朝的缔照，一半赖高帝之武，一半赖文帝之文，高帝侮儒，文帝宗老，直到武帝才表章六经，然而茂陵一年所行，无事不与儒术相反。宣帝以后，儒术才真正流行，东海边上的读经人作师作相，汉朝也就在这时节起头不振作，直到王莽，遍天遍地都是经学。李唐创业，最表彰的是老子，到了玄宗，儒学才在中天，玄宗亲自注孝经，玄宗也亲自听破潼关的渔阳鼙鼓。赵宋的太祖太宗都是武人，真宗像个道士，仁宗时儒术乃大行，也就从仁宗时起仰契丹如上国，有蕃夏而不能制。赵普号称以半部论语治天下，我却不知道他之受南唐瓜子金，教太宗以夺嫡，在半部之外或在内？明朝是开头便提倡宋元新儒学的，其结果造成些意气用事的儒生，酿成燕变而不能制。若不是当外国人不闹，若不是永乐真有本领，中国又要沉沦了。再看偏安的南朝。南朝的第一流皇帝，一个是纯粹流氓寄奴，一个是高超儒生萧老公。刘寄奴到底还灭燕灭秦，光复旧物，萧老公却直弄到断送南渡以来的汉人基业。我说这些话并不是蔑视六经、《论语》、《孟子》等之历史的价值，它们在当年自然有过极大的作用，我们的先民有这些贡献犹是我们今日可以自豪自负的。我只是说，虽在当年简单的社会里，国家创业也不是靠经学的，而一旦国家充分提倡经学，一面诚然陶治出些好人物，一面又造成浮文诡化的儒生。不看宋明的亡国吗？儒生纷纷降索虏，留梦炎本是状元，洪承畴更是理学人望，吴澄、钱谦益则胜国之盖世文宗也。事实如此，可知在古时经学制造的人物已经是好的敌不过不好的了。或是当时若没有经术，事情更糟，也未可定，不过当时的经术开无六七十分以上的成绩，是件确定的史实。

二、当年的经学，大部是用作门面装点的，词章家猜其典话，策论家壮其排场，作举业的人用作进身的敲门砖。念经念到迂腐不堪的缺点虽极多，而真正用经文以“正心诚意”的，可就少了。这本也难怪，经文难懂，又不切后代生活。所以六经以外，有比六经更有势力的书，更有作用的书。即如《贞观政要》，是一部帝王的教科书，远比《书经》有用，《太上感应篇》，是一部乡绅的教科书，远比《礼记》有用，《近思录》是一部道学的教科书，远比《论语》好懂。以《春秋》教忠，远不如《正气歌》可以振人之气，以《大学》齐家，远不如治家格言实实在在。这都是在历史上有超过五经的作用的书。从《孝经》，直到那些劝善报应书，虽雅俗不同，却多多少少有些实际效用。六经之内，却是十分之九以上但为装点之用，文章之资的。我这些话不是我的议论，更不是我的主张，只是我叙述历史的事实。若明白这件事实，便当了然读经的效用，从来没有独自完成过。即就维持儒家的道德教化论，在这年五经大半也还是门面的，也还是靠别的书支持儒教。那么，在当年的社会中失败了的读经，在今日反能成功吗？

   三、汉朝的经学是汉朝的哲学，“以《春秋》折狱”，以三百篇当谏书，那里是《春秋》三百篇本文之所有的事？汉朝的儒生自有其哲学，只拿五经比附出场面来而已。宋朝的经学是宋朝的哲学，自孙复石介以下每人都是先有其哲学，再以经文传会之，岂特王安石一人而已。汉朝、宋朝的经学在当时所以有力量者，正因本是思想创造的事业，本来不是纯粹的经学，所以才有动荡力。清儒之所谓汉学是纯粹的经学了，干嘉的经学也就全无政治的道德的作用了。清末，一面在那里为新学，一面在那里读经，更因今文为“康梁逆党”之学，不得用，读经乃全与现物隔开。上者剽窃乾嘉，下者死守高头讲章，一如用八股时，那时学堂读经的笑话真正成千成万。少年学生上此课者，如做梦一般。我不知今之主张读经者，为的是充实国文或是充实道德力量？如欲以读经充实国文，是最费气力不讨好的；如欲以之充实道德力量，还要先有个时代哲学在。不过据六经造这时代哲学，在现在又是办不到的事了。

据以上三类历史事实看去，读经从来不曾真正独自成功过，朝代的缔造也不会真正靠它过，只不过有些愚民的帝王用它笼络学究，使得韩文公发明“臣罪当诛天王圣明”的公式，又有些外来的君主用他破除种族见解，弄到朱文公也在那里暗用“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称赞金章宗!

难道相去不远的旧社会中试验二千年不曾完满成功的事，在相去如南北极的新社会中值得再去尝试吗？

以上是历史的考察，再就现在的情形论，尤觉这一面事断不可为。我的见解如下：

第一、现在中小学的儿童，非求身体健全发育不可，所以星期及假日是不能灭的，每日功课是不能过多的。同时，儿童青年之就学，本为养成其国民的需要，谋生的资格，自然也该把知识教育的力量发挥到最大无害的限度，以便成就其为有用之人。况且现在的世界是列国竟进的，若是我们的中小学程度比起欧美日本同等学校来不如，岂非国家永远落后，即是永远吃亏？在这又要儿童青年健康，又要他们程度不比人差的难题之下，原有的功课已嫌难于安排，若再加上一个千难万难的读经，又怎样办？挖补自儿童的身体呢？挖补自儿童的近代知识呢？

第二、经过明末以来学的进步，我们今日应该充分感觉六经之难读。汉儒之师说既不可恃，宋儒的臆想又不可凭，在今日只有妄人才敢说诗书全能了解，有声音、文字、训诂训练的人是深知“多见阙疑”“不知为不知”之重要性的。那么，今日学校读经，无异拿些教师自己半懂不懂的东西给学生。若是教师自己说实话，“不懂”，或说“尚无人真正懂得”，诚不足以服受教者之心，若自欺欺人，强作解事，无论根据汉儒宋儒或杜撰，岂不是以学校为行诈之练习所，以读经为售欺之妙法门？凡常与欧美人接触的，或者如我一样，不免觉得，我们这大国民有个精神上的不了之局，就是不求深解，浑沌混过，又有个可耻之事，就是信口乱说，空话连篇。西洋人并不比中国人聪明，只比我们认真。六经虽在专门家手中也是半懂半不懂的东西，一旦拿来给儿童，教者不是浑沌混过，便要自欺欺人，这样的效用究竟是有益于儿童的理智呢？或是他们的人格？

以上第一件说明中小学课程中“排不下”这门功课，第二件说明“教不成”它。我想，这也很够反对这件事的“充足原理”了。至于六经中的社会不同于近代，因而六经中若干立义不适用于民国，整个用它训练青年不定出什么怪样子，更是不消说的了。以世界之大，近代文明之富，偏觉得人文之精华萃于中国先秦，真正陋极了!

至于感觉目下中小学国文及历史教材之浅陋荒谬，我却与若干时贤同意见，这是必须赶快想法的。政府或书店还应编些嘉言集，故事集，模范人格的传记以作教训，以为启发。国文、公民及历史的教材中，也当充实以此等有用的材料。这些材料不必以中国的为限，为中国的自不妨一部份取资于六经中之可懂的，有启发性的，不违时代的材料。这就很够了。